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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艺术品拍卖之浅谈近现代书法名家作品格局
- 2018-01-19 -

    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近现代”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即1840年至1949年。但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和社会史的一种判断,并不切合文学艺术的实际。落实到书法艺术,“近现代”的上限则应适当延后至1899年,以甲骨文被发现为标志;而下限也应适当放宽至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此后,中国书法便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期——当代。

 至于“近代”和“现代”的划分,书法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1927年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后两位大师、碑学的两大巨匠——吴昌硕和康有为的谢世为界;一种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界。我们则倾向于后者。但鉴于“1927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综合前者观点,我们特将书法史上的“近代”再细分为清末民初(1899-1927)和民国中晚期(1927-1949)两个阶段,加上“现代”(1949-1979),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两篇章、三单元”。当然,这样的划分也只是个权宜之计,并非绝对。当涉及那些跨阶段、跨时代的书家时,我们还要具体分析,综合考虑他们书法风格的成熟期和对某一阶段书坛的影响力。

 中国近现代书法延续了晚清的碑学书风,传承了帖学风范,碑帖交融,开拓创新;并理性地利用考古发掘成果,融入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写经等“民间书法”元素,增加了近现代书法的多样性,在清代基础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大家辈出,精品纷呈。国内很多博物馆有着丰富而完整的近现代书法收藏,几乎涵盖所有见于中国书法史的近现代名家和数十位虽不以书名但却颇有书法造诣的学者、文人之作,甚至还有众多民国政要的书法作品。


 清末民初(1899-1927)

 清末民初的书法创作主体,大多出生于清道光、咸丰之际,深受赵之谦书法思想的启发,继续在碑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其中,以吴昌硕、沈曾植和康有为三人最为典型,他们的作品无不洋溢着雄健阳刚、质朴厚重的金石气息。以三家为核心,凝聚了诸如张謇、曾熙、李瑞清、章炳麟、梁启超、陈师曾、谭延闿等众多书家,在清末民初的书坛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求同存异的书法生态系统,并向域外和后世辐射,影响力巨大。


 民国中晚期(1927-1949)

 虽然在1922年沈曾植、1927年康有为和吴昌硕相继离世后,由清末碑学大师主导书坛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对书坛、画坛的影响力犹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书坛迎来了全新的多元化的格局,新生代书家已经渐趋成熟,并成为书法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或为文人,或为学者,或为政府官员,或为画家,多为复合型人才,且都具备良好的国学基础,有的还受过西方文化熏陶,在书法创作中展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力,又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是独特的时代风貌的缔造者。在这批书家中,于右任和沈尹默可谓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碑帖交融,对书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建国以后(1949-1979)

 新中国初期的书法,仍是民国中后期书法的延续,既有的名家也基本上是从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如黄宾虹、章士钊、叶恭绰、沈尹默、胡小石、郭沫若等,他们留在了大陆,并开始新文化的建设,使当时的书画领域仍有不失辉煌的实力。新中国书法的发展,也逐渐显现出地域分异的特色。如上海的沈尹默、白蕉、王福庵等,杭州的马一浮、张宗祥、黄宾虹等,江苏的胡小石、林散之、高二适、萧娴等,当然还有其他各省的书法名家,他们继承传统,或重碑,或重帖,或碑帖交融,结合自我性情和学养境界,立意创新,为中国书法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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